摘要：列文森认为，那种认为不应将中国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被驯化地纳进传统的中国特殊性之中的外国教义（当然不能看成是一种未被驯化而被成功摧毁了的外国教义），而应看成是一种具有同样精神而其名称和外表不同的儒教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存在着勉强性。 ...
人民性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属性。
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商鞅说：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
六、 秦汉以后讳言法家之治 前文说到，秦王朝短命而亡，但汉承秦制，秦制犹存。其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及其学说为代表。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巳耳，国贼也。其实，严格执法、一断于法，也是百家所认同的。这 34 篇中，与四库古籍中重复的有两篇。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吕祖谦指出，典狱之官应当无一毫私意，所言无非公理，这才是至公无私的法家。[68] 柯华庆：《从单轨制到多轨制》，载于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判例法国家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法官确立的先例。顾人非草木铁石，即不能专赖‘规矩权衡之法以正之。[72]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前所未有之高度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可能存在一个逻辑是否自洽的问题，这个问题亟需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都表明共产党是道德性的政党。伦理本位论是中华文明一直未变的基础，伦理本位论也是儒家经久不衰的根源。
用西方法理学的语言表述为儒家是自然法，法家是实在法（人为法）。有些法律学者用旧中华法系与新中华法系概念代替中华旧法系与中华新法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柯华庆全面系统阐释了这种不同，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定义为华家。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134]2012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
长幼有序，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135]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善于的超越，因为四个善于不一定是制度方式和法治方式。他针对中华法系中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两个事实：一种是中华旧法系的法律的支配范围和道德的支配范围一样。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现实的自由都是人与人合作产生的社会自由。社会主义国家是现实理想，按照党内法规的激励性和国家法律的底线维护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我约束的、共同自由的道德社会。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人类解放为使命的先进党，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党。中华新文明继承了中华古文明的人口、民族、土地、文字等等，大一统文明基因一脉相承，这可以从作为中华新文明的奠基人毛泽东看待法家和儒家的观点得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真正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征程，明确了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133]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4-225页。
其次，共产党自身要不要纳入法治规范的困扰。居正认为重建中华法系决不可误会为提出复古，而是要以革命的立法，进取创造，为中华法系争取一个新的生命，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116]所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第一条法治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清朝时期，最初为列强设立的机构叫做理藩院，当时的列强觉得这个藩字有贬低的意思，于是就让清皇室换名字，最终在1861年，总理衙门应运而生，总理是总理衙门的首脑。然而，中华新法系的形成经过长期的探索。
民主要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西方个人主义本位伦理基础上同时对西方个人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刻批判的哲学。[75]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但共产党作为组织有可能会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主体，作为执政党也可能会官僚化，追求自身的特权。
荀子的礼乐制度则需要社会规范，通过社会规范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最著名的说法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35]法治就是规则之治，与人治相对应。[73]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确立的：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冲击下，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章太炎等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包含多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现在有三位一体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的观点。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论点，不管是福是祸，工业革命已经将我们关于社群的认识改变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人权成了保护个人价值的合理的回应。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政治决定法治，法律的变革是由政治的变革决定的。
丁元普认为：要之儒家之论法也，皆以道德为体，以法律为用，在法学派中，属于‘自然法学派（即理性法），而与‘道‘墨两家之学说，颇有相同之点。第二，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困扰。
[26] 《尚书》，王世舜 王翠叶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5-486页。所以天道观念不可能是中华法系的基因，不可能传承下去，不可能被当作中华新法系的特征。
